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父亲1932年入党，母亲1938年入党。他们都很长寿，父亲活了99岁，母亲活了100岁！现今，父亲被收录于《阆中历史名人》。
他们生于上世纪初期，他们的人生横跨了民国兴起、抗日战争，建国初期、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战斗考验，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
可幸的是父母的晚年——他们人生的最后五十年，都是在会理锌矿度过的。在这里，他们充分地享受了这座矿山的质扑和领导、同事们给他们的诸多关怀，让他们开心地完成了人生最后的工作，享受了丰富的离休金，幸福的度过了长寿的晚年！他们在世时十分感谢会理锌矿，认为那里是就是他们温暖的家！他们的八个子女也十分感谢养育了他们父母半个世纪的会理锌矿及那里的兄弟姐妹们！
在这里，我着重回忆一下我的父亲——老共产党员徐是辉！
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父亲17岁进入阆中联立中学读初中，在校期间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谈书会”。1932年7月，他刚20岁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快就任区委书记。
1933年8月，时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的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三人到达徐垭口，在我父亲家居住了12天。在这期间他们认真的听取我父亲的汇报，讲解了许多革命道理，指导了当地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闲暇时还教父亲及属下党员唱《国际歌》。解放后，四川省委按中央要求调查当时接待人徐是辉现状时，父亲才知道他当时接待的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廖承志！
廖走后不久，父亲即被国民党逮捕，坐牢长达3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直接联系，但仍坚持宣传抗日，这便是他的“一进一出”。
1938年，延安派出廖志高、王子模来川恢复党组织关系，同时也恢复了我父亲的党籍。一年后，上级派郑伯克来川视察，说父亲因1933年坐牢之事未查清，决定“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可参加党所组织的活动”，这便是父亲的“二进二出”。
1949年6月，父亲被川东地下党派来的袁铁羽恢复了党籍，并成为中共阆中小组组长。1949年12月29日，即解放军进入阆中的前两天，作为县解放委员会副主席的徐是辉，在县城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正式宣布了阆中的和平解放。由于他领导的地下党策反了逃亡在阆中的两万多人，使阆中未打一枪一炮，直接从国民党手中和平的夺取了政权，这也是阆中成为全国四大古城的重要原因。许多党史资料都记载了这段历史。但解放后他的党籍却因历史原因未能解决，这便是他的“三进三出”。
解放后，父亲由阆中县政府秘书、建设科长调往川北行属工业厅、省工业厅任秘书，直到58年2月被下放到西昌礼州农村，后调到位于冕宁的泸沽钢铁厂。这时，我的母亲江玉莲果断的放弃了阆中县城的教师生活，带着6个儿女义不容辞的来泸钢与父亲团聚。1962年，泸钢下马，他们双双被调到会理锌矿。父亲一直做食堂管理员，一干就是10多年，直至1975年12退休(后改离休）。
我的父亲是一生的教育家。父亲解放前除参加党组织活动外，主要从事的是教育工作。父亲1936年出狱后，当年夏天即与我母亲江玉莲结婚，婚后共同从事教育工作，直到阆中解放。
他们先去黄连垭的邢家房子，教保国民小学，后又去顾家祠、武侯祠、徐垭口、柏桠子教过书。在虎溪寺，他领头拆旧庙、建新校，引起了当地的轰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带领师生走遍当地乡镇，到处宣传抗日，他们夫妻同台演出的《兄妹开荒》、《棠棣之花》在阆中远近闻名。
这个时期，父亲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是使一些读不起书的穷孩子受到了启蒙教育，以后逐步成为了有文化的人；二是他在教师、学生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在49年阆中和平解放中，被派去策反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父亲虽然一直呆在政府部门与国企，未能从事他喜欢的教师工作，但他一直用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观教育他身边的人，不厌其烦的向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做真正的人、善良的人，跟党走的人！除了兄弟姐妹外就是我们隔壁邻居、亲朋好友中的年轻人，很多都受到他的教育、影响、感染，走出了自身的迷茫，克服了自身的缺点，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他虽然已经走了许多年，这些当年接收过他教育的年轻人，还在深有感触的歌颂他！
父亲还是一个少有的好心人。父亲32年入党，49年组织领导阆中的和平解放，应当是劳苦功高、功成名就了。而他却因为当年指示他自首出狱参加抗日的上司被国民党枪毙在南京没有了证人。在解放后，他多次受审查、进监狱、关牛棚，当了半辈子普通科员，直至退休。换了其他人，定会委屈不断，牢骚满腹，不断申诉。而我的父亲从不向儿女、亲友和单位同事提起这些事。记得他56年从看守所出来，70年代中从牛棚出来，我们问他在里面的情况时他的回答只有3个字：“挺好的”！
在收入上，父亲53年国家实行工资制时就是行政19级，月薪72元，直到75年12月在会理锌矿退休时，工资仍然是72元。22年间，物价不知道涨了多少，他的工资却一分未增。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也没有听到过他有任何不满。当他按规定60岁退休时，领导说“你身体好，再干几年，带几个徒弟吧！”他便一声不吭地又干了三年半！
在家庭上，父亲从58年开始到75年退休，除了蹲几年牛棚外，都在做伙食团的事务长。当时国家正处于十分困难的阶段，我们家父母及几个小孩都曾得过水肿病。以他从事的单位，要在生活上沾点便宜机会有的是，可他从来不以权谋私、以熟（人）谋私。当时猪肉、猪油凭票买，猪脚、内脏凭关系买，只有猪血是排队敞开买。而我们的父亲从不利用关系，去购买我们想吃的猪脚、内脏，而是让我们兄妹星期天早上5点钟就去益门食品站排长队，买一盆猪血打牙祭。现在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吃猪血的高兴劲！
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亲自带我们兄妹垦荒种地，当时我们在泸钢共有大小十几块菜地，每天早晚都是父亲带我们六兄妹去浇水种菜。他常对我们说：“做人要光明正大，要有正气加骨气，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许这就是我的八兄妹及其后代从没有人犯过法、违过纪的“遗传基因”吧！
六十年代间，全国举力支持三线建设，北京就派出了一支汽车运输队来往于成都攀枝花之间，运输设备、材料。一天，他们把车队停在路边的会理锌矿小选厂，给汽车加水。突然看见一个老人，带着几个年轻人拿着水壶给他们送开水，感谢他们支援三线建设，热情邀请他们都在这里停一停，喝口热茶再走。北京车队的师傅们，被他老人家的真诚深深感动，来回均在这里歇脚！接触多了，父亲向师傅们介绍了当时的会理锌矿天宝山、小选厂地处偏远山区，物质供应极其不便，即使员工有钱、有票也无处购物，提出请车队在成都为员工代购些生活必需品，得到了车队的支援。从此由父亲代收钱、票，统计好数量和花色品种，交北京车队师傅们在成都照单购买，再将货物及清单转交父亲，由父亲再一一发给员工。就这样，一个十分繁杂、劳累的免费“代购代分”之事，父亲一直干到文革武斗开始，北京车队停运为止。
此外，父亲不辞辛苦、乐于助人的行为也给我们子女以十分深刻的教育。我们的家从泸钢搬到锌矿以后，一直住在公路旁及小河沟边。当时矿上没有自来水，周边的人都共饮一口井水，遇到暴雨或涨大水之后，必须把井水淘净后，才能食用，而掏井却又是十分费神的事情。但每次井水被污染之后，父亲就带领我们兄弟姐妹，拿起水桶、脸盆，把井掏得干干净净，让周边邻居共享。此外，我们家对门的公共厕所、门口的院子、公路，都是父亲带我们每天去义务打扫，既没有人指派，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一干就是十多年！
父亲一生中，有许多镜头在我的心内永远不会消逝。而最让我记忆于脑、铭记于心、终生受用、受益无穷的是这四句话：
第一句话：“人生能有几次搏，今日不搏何时搏？”父亲告诉我们，人只是世上匆匆过客，转眼就是百年!人应当是奋斗的一生！光阴不可虚度，热情不可空置，特别是关系到人生前途、十分紧要的那几年，更要竭尽全力拼搏，不可畏难泄气，更不可漠然处之！人生真正决定命运、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机会往往又是给有准备的人，因为赢得机会是需要满足机会需求的条件。一个人要获得以及不多的“搏”的胜利，就必须先做好“搏”的准备，即做好拓展知识、人脉、意志的准备。我只是一个初中生，后来能成为益门煤矿领导、州政府秘书长、凉山大学客座教授，父亲的话对我努力学习、努力奋斗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
第二句话“为朋友赴汤蹈火，义不容辞。”父亲告诉我，交友要讲义气，但交朋友必须选择，要“三观”接近、志趣相投、智力相当，而家庭贵贱、财富多少、年龄大小、学历高低、性别不同等，都不应成为交友的障碍；二是做了朋友就要相互忠实、相互包容，为朋友不惜赴汤蹈火、两助插刀。我是好交朋友的，我的朋友一交就是一辈子，有同学同事，有普通工人农民，也有领导干部。我一辈子慷慨仗义，我想我的人生之中，一定有我父亲的遗传基因吧！
第三句话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说“忍”字头上插把刀，能不痛么？但你要生存下去，再痛也要忍住！人的一生起起伏伏，难免会受委屈、无奈、有时会被冤枉。但为了自己的终生目标，一是要顾全大局，二是宽容大度，三是忍辱负重。他还给我讲，有些当时认为是大事的事情，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仅是万里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第四句话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他说人人都是头上三尺有盏灯，要求我们假话、谎话坚决不说，丑事、脏事坚决不干！正是这种告诫，使我保持了一生的正直与诚恳、廉洁与干净！
我感谢我的父亲！
我们兄弟姐妹感谢给我们以良好榜样、我们的慈祥而严厉的父母！
作者：徐建中，为徐是辉长子
